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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年（明·永樂三年）鶴年堂建立

精通醫學的著名詩人丁鶴年在北京菜市口開設醫館和中藥鋪，并以自己名字命名為“鶴年堂”。

1420年（明·永樂十八年）菜市口被命名

鶴年堂所在的大街被命名為  “菜市口大街”。菜市口和鶴年堂的淵源。

魯迅先生在菜市口附近的紹興會館生活期間，曾寫下了經典作品《藥》。聯想到舊時每逢行刑日，百姓踏著滿街塵土，前呼后擁般的來到菜市口，看形形色色的犯人被斬首示眾。維新人士，義和團“拳匪”，落馬的高官，誰的人頭落地都會引來叫好聲陣陣......這些既諷刺又荒誕的場面在小北看來應該就是《藥》這本小說的創作來源，因為紹興會館距離菜市口刑場不過幾分鐘的腳程，雖然民國年間刑場已經外遷，可周遭坊間必少不了“刑人于世”的驚悚傳言。如此鮮活生動的素材一旦被文豪級別的作家（比如小北，嘿嘿）所熟悉，那么經典文本的誕生也就順理成章了，《藥》中的刑場眾生相能被描摹的入木三分，正在于此。而說到“藥”，就不能不提菜市口的知名買賣——鶴年堂。

當年行刑的場所，就位于鶴年堂大門的不遠處。這里曾是監斬官們更衣休息的地方。或許是周遭戾氣過重，鶴年堂里，總是傳出駭人聽聞的驚悚怪談。

話說有一年夏天，菜市口處決了一個亂賊，尸體停在了鶴年堂斜對過兒不遠處。當天晚上，窗外有人影晃動，掌柜起身找了一圈沒發現什么。正在這個時候，有人砸門，掌柜一問，是買刀傷藥的。第二天天亮，人們驚訝發現，被砍的亂賊腦袋和身子居然連在一塊了，身邊還放著鶴年堂的刀傷藥，從那以后，每當行完刑，夜里總有“人”來買刀傷藥。

打這兒以后，老北京開始流行一句罵人的俗語：去鶴年堂討刀傷藥——死到臨頭了。

1406年（明·永樂四年）鶴年堂藥材采制開創先河

鶴年堂首開采制長白山人參、鹿茸、不老草（關東三寶）之先河，尤其是在中醫養生、藥用實踐中創造性地以關東三寶為主要原料，深得皇親貴戚、醫藥專家和養生人士的推崇，使當時的京師達到“今所用者皆為遼參（即長白山人參）”的水平。

1590年（明·萬歷十八年）  

明廷詔曰，鶴年堂所制“關鹿茸”指定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供奉（使用）”。當時與李時珍齊名的大醫學家繆希雍在《本草經疏》中贊其曰“秉純陽之質，含生發之氣，其功捷也“。

著名孝子，是明初十大孝子之一，丁鶴年以73歲高齡為母親守靈達17年，直到90歲去世。《四庫全書》收錄的《丁孝子傅》和《丁孝子詩》詳細記載了丁鶴年會向送葬父母遺骨的經過，詩開頭就贊嘆：“丁鶴年精誠之心上達九天，丁鶴年精誠之心下達九泉。”《鶴年詩集》及《丁孝子師傅》先后收入《永樂大典》《明史》和《四庫全書》。

1407年（明·永樂五年）

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所著《丁鶴年詩集》刊印，名士戴良專門贊頌丁鶴年的遺作《高士傳》收入《永樂大典》。

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

著名史學家烏斯道撰《丁孝子傳》和《丁孝子詩》，詳細記載了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回鄉遷葬父母遺骨的經過。詩開頭就贊嘆道：丁鶴年精誠之心上達九天；丁鶴年精誠之心下達九泉。由此，丁孝子之名廣為傳誦。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

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的《鶴年詩集》及《丁孝子傳》收入《四庫全書》（集部 別集類）。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 

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生平載入宰相張廷玉編撰的《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1740年（清·乾隆五年）

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的詩集由國子監重刻，“藝海珠塵”本即以《丁孝子詩集》題其集名。

1408年（明·永樂六年）《鶴年甘露飲》問世

同年，中國南方爆發大瘟疫，鶴年堂創始人丁鶴年結合祖傳驗方和當時疫情研制出“辟瘟金湯”（后定名《鶴年甘露飲》無償贈送災民，長達半年之久。

年底，已73歲高齡的丁鶴年把鶴年堂交由兒子丁文勇打理。

明永樂六年(1408年),福建江西大瘟,死亡人數逼近十萬人.十月份后,疫情逐漸北移。一些來自疫區的人涌進北京城.面對疫情,古人很重視各種預防和治療手段,包括改善環境,注重預防,隔離病人等.

菜市口是當年的進京要道,也是外省人的聚集之地,鶴年堂為了預防瘟疫發生和擴散,連夜配置避瘟湯藥,無償向過往百姓贈送.為了過往軍民飲用方便,鶴年堂在藥鋪門口設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晨裝滿避瘟湯藥,喝完以后,又繼續熬制.這口大缸就一直放在鶴年堂藥鋪的門口.明代1408---1643年,共發生大瘟疫19次,清代從1644年至1872年,全國各地發生大瘟疫三百多次,每次都有鶴年堂大缸的身影.明朝醫藥名家張景岳在萬歷年間親身參與了鶴年堂的第十五次瘟疫大救助,他形容鶴年堂贈藥的盛況是”世人趨鶩鶴年堂”.

 鶴年堂給軍民送湯藥的傳統也因此傳承下來,鶴年堂在延續避瘟湯藥的傳統配方基礎上,根據四時防病養生理論,配置不同的藥湯:春季的避瘟湯,夏季的解暑湯,長夏的化濕湯,秋季的潤燥湯,冬季的散寒湯.同時,丁鶴年還成功配置出爽口解渴又強身健體的天然中藥保健飲料----鶴年甘露飲.

后來,鶴年堂的大缸在門口保留了數百年,按照四時配置各種湯飲.無論行人,商販還是權貴名人,都可以隨意飲用。鶴年堂送湯藥于軍民貧病者的善舉，歷經明朝、清朝、民國，一直傳承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達540多年之久，無不為京城百姓所稱道。人們將這口施藥神器稱為“避瘟大缸”。據傳李時珍在太醫院任職時，也到鶴年堂品嘗避瘟金湯，清宮很多御醫都曾到鶴年堂飲用此金湯。民國十五年（1926年）夏，占據東北的張作霖也差人到鶴年堂討取避瘟金湯用于消暑。      

這個傳統一直保留到1954年公私合營時期,當時大缸里面放有清熱解暑湯,免費讓顧客飲用.當時的北京兒歌諺語:”大熱天兒,沒地兒藏,趕緊快去鶴年堂,甘露飲、烏梅湯，隨便喝來隨便嘗，喝一碗，暑氣消，喝兩碗，氣通暢，喝三碗，壽命長“。

1409年（明·永樂七年）鄭和下西洋與鶴年堂的故事

鄭和三下“西洋”，將中國可治療和預防疫癘的刮痧之法和《鶴年甘露飲》傳入印度、斯里蘭卡等國。

明永樂7年（1409年），鄭和率眾2.7萬余人第三次下西洋，從太倉劉家港出發，出使西洋27國。由于船隊一出行就是兩三年，大部分時間在海上航行，且多是南亞、西亞等國，這些國家由于地理氣候原因，瘟病多發，前兩次船員因為感染瘴癘而亡的人就大近千人，病者也甚多。所以，鄭和一回到國內就四處搜尋可以防治瘴癘的藥物。鄭和是回族人，多年在宮廷行走，對回族醫藥較為熟悉，尤其是了解鶴年堂的避瘟金湯可以醫治瘟疫患者后，立即趕往鶴年堂考察。

時任鶴年堂掌門的丁鶴年長子丁文勇詳細向鄭和詢問瘟疫的基本癥狀，提供了三個基本方法，并介紹了避瘟金湯的機制、功效及使用方法，鄭和了解后立即奏明圣上，請求上諭“著鶴年堂盡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丁鶴年父子考慮到金湯的熬制工藝要求高，在船上不宜操作，經過反復實驗，決定把湯劑改為茶劑，這樣利于方便攜帶和炮制，同時也考慮到船員們常時間在海上工作，容易疲勞，又在方中增加了補氣養元的藥物，命名為鶴年養生藥飲。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使命，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船隊裝載了很多支哦吧拐過寶武，絲綢，銅錢等，鶴年養生藥飲也奉上諭上了寶船。鶴年養生飲在鄭和船隊航行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船員們沒有再感染瘟疫，勞累過度導下的人數也大幅減少，鄭和把鶴年養生飲當作國禮獻給滿剌加（現馬六甲）國王拜里米蘇剌，國王視為珍寶，在宮中專用。為此，拜里米蘇剌國王還在永樂九年協同妻子等540人來京朝貢。

自此以后的幾次下西洋，鄭和團隊都把鶴年養生藥飲作為必備之物。鶴年養生藥飲也因此名揚海內外。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于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于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謂“西洋” ）。

在七次航行中，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 [2-3]  ，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只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然而，關于鄭和船隊的航海目的、航行范圍等史實以及對七次航行的評價，仍存在爭議。

1525年（明·嘉靖四年）嚴嵩為鶴年堂題匾

浙江藥商曹蒲颯（有的史料稱曹菩薩）接手，奠定了鶴年堂百年飲片精良的歷史地位。

鶴年堂被稱為京師最全最大的中醫藥基地，并請南京翰林院侍讀嚴嵩（后為當朝宰相）題匾。

嚴嵩身體一直不好，辭官期間一直在家養病，后來復官在京期間，舊佯復發，略董醫術的他自己開了一個方子到鶴年堂配藥，曹蒲颯看完以后覺得這個方子有些問題，提出應該增減幾味養元的藥，嚴嵩的方子清熱解毒之力有余，托瘡排毒之力不足。嚴嵩自認為自己董醫，又到其它醫館求診，大夫告訴他身體缺少元氣，應該讓鶴年堂曹蒲颯醫治。嚴嵩最終服用曹蒲颯開的藥方，很快病好。

久病即愈，嚴嵩深為感激，備禮感謝鶴年堂。曹蒲颯提出讓嚴嵩題寫牌匾，嚴嵩爽快答應。鶴年堂今天的牌匾也因此而來，此牌匾為金箔面凸體黑子，匾長六尺有余，寬三尺，字滿二尺，蒼老精悍，筆如屈鐵，稱為菜市口一景，許多進京趕考的才子，都要到菜市口鶴年堂欣賞這獨具特色的書法，以為雅事。

這塊牌匾，歷經滄桑，至今保留在鶴年堂店中，也曾在首都歷史博物館展出。（鶴年堂總經理曹總親歷加蓋18個公章將此牌匾從博物館移到鶴年堂店中）。

1552年 （明·嘉靖三十一年）鶴年堂創建養元社

鶴年堂在明朝創建了鶴年堂養元社。養元社創立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聯合創始人是鶴年堂堂主曹蒲颯和時任兵部員外郎的楊繼盛。楊繼盛在朝時，經常對好友王世貞說：每次上朝回來，感到非常疲憊，幾近虛脫。王世貞向他推薦鶴年堂堂主曹蒲颯進行診療，曹蒲颯也素問楊繼盛是朝中的錚臣，甚為仰慕，便在王世貞的帶領下來到楊府。

曹蒲颯了解到楊繼盛自幼喪母，家境貧寒，身體一直比較虛弱，經過脈診，曹蒲颯認為楊繼盛由于從小營養不良，為官之后肝氣太盛傷及脾胃，造成脾胃虛弱，因此建議以藥膳養陰溫陽、食療調理為佳。曹為其開方一副，用肉桂、黃精、當歸、石斛、苦瓜等中藥配以羊肉，熬煮約一個半時辰，吃肉喝湯。半個月后，楊的身體大為改觀，楊繼盛長期堅持服用曹蒲颯開具的強身健骨食療方，身體越發健壯。后來，楊繼盛經常下朝后來到鶴年堂，與曹蒲颯煮酒論養生。

當時，鶴年堂的中醫藥養生文化已經響及朝野，1552年冬至，曹蒲颯和楊繼盛邀請京城喜好養生的名士，例如禮部尚書徐階，工部右侍郎嚴世藩、王世貞等聚集到鶴年堂，對皇帝進行臘祭。臘祭是鶴年堂的習俗，從創立之處，每年冬至進行臘祭，祭奠人文始祖皇帝，并利用五運六氣理論，制定新一年的養生日歷。此年的臘祭，由于眾多外人在場，在楊繼盛的建議下，共同發起了以“暢談養生之道、品位養生之膳，探究養生之源”的鶴年養元社。大家當天喝養生酒（后來的茵陳酒），品養生茶，楊繼盛欣然執筆，為養元社題寫“欲求養性延年物，須向兼收并蓄家”的對聯。

養元社的成立，為京城各界名流提供了一個養生的交流平臺，也為鶴年堂養生文化傳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養元社除了是名士們養生高端論壇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冬至這一天，根據五運六氣推定下一年的養生日歷。并根據不同的節氣，確定治病用藥的處方原則，并根據新的處方原則，調整來年的預防藥湯的處方，最后在進行生產。例如有名的避瘟金湯，就是養元社為了預防春瘟專門配制的。

養元社開辦以來，吸引眾多名人參與，例如張居正，李時珍，張景岳，戚繼光等人都先后加入養元社。養元社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作為四時養生的重要節點基礎，提出每年的春季舉辦鶴年湯劑養元節，夏季茶飲養元節，秋季膏方養元節，冬季藥膳養元節。

鶴年養元社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仍是名人薈萃，例如順治年間的禮部員外郎丁澎，乾隆年間的刑部侍郎錢維城，道光年間的直隸總督琦善、翰林院編修陶澍、朱珔，林汝舟（林則徐長子），光緒年間的工部尚書潘祖蔭，左宗棠、翁心存、王懿榮等朝中重臣和社會名流。

“欲求養性延年物，須向兼收并蓄家”寓意在鶴年堂名醫匯聚、名藥云集、名方薈萃。故意在第一個字“欲”上少寫一個點，以隱晦警戒后人，“欲不可滿、樂不可極”。

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1552年與鶴年堂堂主曹蒲颯聯合創辦鶴年堂養元社，影響了中國數百年中醫藥養生文化。

楊繼盛，直隸容城（今河北容城縣北河照村）人。明朝中期著名諫臣。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楊繼盛登進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師從南京吏部尚書韓邦奇學習律呂。后官兵部員外郎。因上疏彈劾仇鸞開馬市之議，被貶為狄道典史。其后被起用為諸城知縣，遷南京戶部主事、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遭誣陷下獄。在獄中備經拷打，終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楊繼盛為直諫諸臣之首，追贈太常少卿，謚號“忠愍”，世稱“楊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廟以奉，尊為城隍。有《楊忠愍文集》。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疏，初稿藏于哈佛燕京圖書館，并在互聯網對公眾公開； 二稿連同嘉靖三十年《諫阻開馬市疏稿》為河北博物館接收；定本原件存否不明，其文字收錄于明隆慶刻本《楊忠愍公集》，編者定題名為“請誅賊臣疏”。

嚴世蕃（1513年4月27日～1565年4月24日），漢族，字德球，號東樓，小名慶兒，江西袁州府分宜（今江西省分宜縣）人，明代大臣、嘉靖朝首輔嚴嵩之子。

嚴世蕃未經科舉步入仕途，以嚴嵩的名勢，先入國子監讀書后為官，歷官尚寶司少卿、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官至工部左侍郎。

據說，嚴嵩眉目疏疏，聲洪而尖，符合民間百姓心目中刻畫的奸臣形象。而嚴世蕃的相貌與其父并不相像，嚴世蕃奸猾機辯，通曉時務，熟悉國典，而且還頗會揣摩別人的心意，是而被稱為嘉靖朝第一鬼才。

戚繼光 (1527～1587) 明朝抗倭名將、軍事家。字元敬，號南塘，又號孟渚，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人。明朝抗倭名將，杰出的軍事家、書法家、詩人。

擷披赤箭青之品，制式靈樞玉版篇，贊揚鶴年堂參茸飲片的炮制精良，稱贊藥材地道，炮制工藝獨特，經典方略療效顯著。

戚繼光風流倜儻，愛好讀書，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聯合俞大猷等抗擊倭寇十余年，掃平為禍多年的倭患，確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鎮守北方，抗擊蒙古部族內犯，保障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進了蒙漢民族的和平發展。憑借戰功，累遷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萬歷十年（1582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病逝后，調往廣東。萬歷十三年（1585年），受到彈劾戚繼光，罷免回鄉。萬歷十六年，病死于家中，時年六十一，謚號武毅。

著有兵書《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實紀》十四卷本等著名兵書、《止止堂集》。同時，戚繼光是一位杰出的兵器專家和軍事工程家，改造、發明了各種火攻武器；建造的大小戰船、戰車，使明軍水陸裝備優于敵人；富有創造性地在長城上修建空心敵臺，進可攻退可守，是極具特色的軍事工程。

戚繼光是明朝抗倭名將、民族英雄、杰出的軍事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繼光調任浙江都司僉書，不久升參將，鎮守寧波、紹興、臺州三地。古代打仗，刀傷者眾多，所以軍隊出征都要攜帶大量急救藥和刀傷藥。在明朝的軍隊里，鶴年堂精制的白鶴保命丹被稱為神藥，必不可少。從1556—1567年的12年間，戚繼光率領軍隊痛擊倭寇，威震海疆。鶴年堂的白鶴保命丹在抗倭寇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1568年五月，戚繼光回到北京，被任命為都督同知，承擔保衛京城的重任。戚繼光也會是一個書法家和美食家，是一個造詣很深的醫藥養生學家。戚繼光多次到鶴年堂觀看飲片炮制過程，深為鶴年堂的手法和工藝所折服，提筆寫下“擷披赤箭青之品，制式靈樞玉版篇”的楹聯。同時，他也加入養元社，與大家一起探討藥膳食療之道。

一天，戚繼光到鶴年堂喝茶，贊譽鶴年堂門上楊掓山對聯“欲求養性延年物，須向兼收并蓄家”進行贊嘆。又對大堂的一副對聯“調元氣，生化收藏不失其時，恒道生生；養太和，陰平陽密不失其正，易道元貞”進行討論。當時的曹掌門進行解釋。曹掌門說：家父（曹蒲颯）晚間讀易經，讀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突然，靈光乍現，多日苦思的養生道理，逐漸明晰起來，就在此基礎上凝聚提煉出鶴年堂的：調元氣，養太和的養生核心理念。此理念上承天道生生之德，下貫人世生命，元氣作為事實上的養生核心命題，是備萬理，含萬德，肇萬化，生生而清凈本然。于是寫下此對聯，作為養生立店的根本。鶴年堂也由養生立店到醫道養生、心道養生并舉的新階段。

戚繼光非常認同，但對調（tiao)字不以為然,他認為養生中,陽的核心地位還不夠突出,兵法講: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講的是陽在打仗中的核心地位,養生也是如此,陽才是生命的核心,如果把調（tiao)改為(調（diao )就更能彰顯人在養生中的主動性。

曹掌門非常認同戚繼光的觀點，興致高昂,戚繼光為鶴年堂寫下”調（diao )元氣  養太和”的牌匾,濃縮了鶴年堂養生的精華。

1525年 （明·嘉靖四年）鶴年堂被醫藥界譽為“京師大全”

1525年，鶴年堂第四代傳人，丁鶴年的曾孫丁靄年老萌生退意，大多子嗣都在朝做官，他擔心鶴年堂后繼無人。丁鶴年去世前留下遺言：“如鶴年堂子嗣不能繼承時，應交由胸懷仁心，醫心之人，萬不可予唯利是圖、鼠目寸光之輩。”

當時的鶴年堂已經聲名遠播，很多巨商想盤買鶴年堂。當時的京城首富沈錫貴也登門商談，沈錫貴是沈萬三的后人（沈萬三與朱元章斗富），但丁靄最終將鶴年堂傳交給了曾在太醫院御藥局工作過的曹蒲颯。曹蒲颯祖輩都是藥材商人，曹氏也是鶴年堂，永安堂等大藥鋪的藥材供應商。曹蒲颯考入太醫院御藥局，后升為直長，掌管監制御用藥餌和收儲各地進貢的名貴藥材，他識藥極精。

曹蒲颯承襲鶴年堂后，首先增加了飲片的種類和數量，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蟲、鱗、介、禽、獸等各類藥材，無所不包，被稱為藥界“京師大全”。鶴年堂被稱為京師最全最大的中醫藥基地。其次，按照宮廷的用藥提高了進藥的標準和規格，在規格和產地上非常講究，例如根莖類的藥地黃，白芍等要用枝條粗壯的，種子類的藥材如砂仁等要用仁飽滿的等。第三，曹蒲颯提高了傳統藥材加工技藝，使鶴年堂飲片更加獨特精良，加工的百刀檳榔，蟬翼清夏、羚羊犀角片，廣條山藥，炮臺黃芪等，有的輕似棉花，有的薄似膠片，療效更加確切。自此，曹蒲颯奠定了鶴年堂百年飲片精良的歷史地位。

鶴年堂自丁鶴年以來幾代掌門人，不僅使鶴年堂以“飲片精良”“樂善好施”聞名于世，更“兼收并蓄”地吸取各家醫術之長，廣為弘揚中醫藥歷史傳統，因而成為許多學醫、行醫之人的“民間醫學館”，如明朝著名的醫學大家李時珍、張景岳都與鶴年堂結下了不解之緣。

曹永利鼎力助編《本草綱目》

 鶴年堂第六代承襲人、曹蒲颯長子曹永利，自幼學醫，精通養生，根據其父的調元氣、養太和理論，提出“三調；三和；一貫通”的養生方法。

曹永利的養生理論得到當時很多達官貴人、尤其是眾多養生學家的推崇。在太醫院任御醫的李時珍也常常在工作之余來鶴年堂，與曹永利交流中醫藥養生之法。又因為鶴年堂飲片堪稱“京師大全”，且講究藥材道地，炮制精良，尤其是飲片品種之全，在當時是一時無兩。所以鶴年堂又被譽為“民間飲片博物館”。

陳嘉謨（1486-1570年）字廷采、號月朋，明朝御醫，飲片炮制大家，出版過《本草蒙筌》一書。年少時因體弱多病，遂鉆研醫藥知識，其天性聰穎，博學多才，在詩詞賦和書法算方面均有建樹，尤以醫藥造諧較深。

陳嘉謨精研醫學，尤精本草，著有《醫學指南》和《本草蒙筌》2書。后者是陳嘉謨的重要著作，書名“蒙筌”，乃旨為童蒙而作。此書本是陳嘉謨用來教授弟子的本草講稿，共12卷，收載藥物742味，系統記述各類藥材的產地、采集、貯藏、真偽鑒別、加工炮制、配伍禁忌、七方十劑和服用方法等。并按草（上、中、下）、谷、菜、果、石、獸、禽、蟲、魚、人十部分類，其中447種藥材有附圖，具有消食功能的雞內金、行氣止痛的青木香、止血散熱的血余炭等，均首見于此書。  該書內容不少是采用韻語對仗寫成，便于記誦。 《本草蒙筌》對后代中藥炮制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陳嘉謨對加入輔料炮制藥物所起的作用作了明確的論述，除了介紹古代及當代經驗外，還常提出自己的獨創見解。一些寶貴經驗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繆希雍的《炮炙大法》中均被全文輯入。中藥炮制是否得法，直接影響中藥的臨床療效，陳嘉謨第一次在理論上提出了炮制原則：“凡藥制造貴在適中，不及則功效難求，太過則氣味反失。”火候是中藥炮制領域中核心的基礎理論之一，他總結前人用火經驗，吸取當地烹調用火方式，首倡“緊火”的運用，緊火者，即持續猛烈之明火。 明代以前對中藥炮炙方法分類的資料比較缺乏。為了便于掌握運用各種炮制方法，陳嘉謨把炮制方法作了概括性的歸納，提出了三類方法：“火制四：有煅、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或漬、或泡、或洗之弗等；水火共制造者，若蒸、若煮，而有二焉，余外制雖多端，總不離此二者。”這就是中藥炮制方法分類的開始。

《本草蒙筌》對后代中醫中藥事業有很大影響，李時珍評價此書“名曰蒙筌，誠稱其實”，陳嘉謨也因此書被稱之為古代著名藥物學家。

清朝時期，軍機大臣潘祖蔭到鶴年堂，看到鶴年堂后院養元社中書房有很多藏書，又得知,李時珍在京城做御醫期間編寫本草綱目曾經到鶴年堂查閱資料,疾書題寫靈蘭、秘藏牌匾。

清朝軍機大臣潘祖蔭題匾意思是，鶴年堂有傳世之寶。

潘祖蔭（1830～1890），清代官員、書法家、藏書家。字在鐘，小字鳳笙，號伯寅，亦號少棠、鄭盦。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大學士潘世恩之孫。內閣侍讀潘曾綬之子，咸豐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探花，授編修。數掌文衡殿試，在南書房近四十年。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通經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著述有《芬陀利室詞》《西陵日記》《戚輶日記》《沈陽紀程》《鄭庵詩文存》《攀古樓彝器款識》等。輯有《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

 祖蔭嗜學，通經史，好收藏，儲金石甚富。先后數掌文衡，典會試二、鄉試三，所得多真士。時與翁同龢并稱翁潘云。

吳鞠通（1758-1836）杰出的中醫溫病學家。溫病學派奠基人。鶴年堂醫藥藏書之多，收集的藥方之豐富，涉及面之廣，世所罕見！溫病大家吳菊通在參與編撰《四庫全書》時，曾到過鶴年堂，對鶴年堂藏書之豐富，藥方之廣博，都大加贊賞，并為鶴年堂題寫了“太素經傳楊上善，鉤玄書衍李時珍”。

吳鞠通，名瑭，淮安市人，青年時攻科舉習儒，19歲時父親病故，于是棄儒學醫。后被選副貢入京，參與《四庫全書》醫書部分的抄寫檢校工作，讀了吳又可《溫疫論》深受啟發，又研讀晉唐以降各家學說，收益不淺，于醫學知識大有長進。

著有《溫病條辯》《吳鞠通醫案》《醫醫病書》三部醫書。通曉溫病，以擅治急性發熱性疾病聞名于世。對內科雜病、婦科、兒科、針灸以及心理療法等也頗有造詣。和漢張仲景比肩而立，并為我國中醫藥學史上的兩大柱石，故有“傷寒宗仲景，溫病有鞠通”之說。張仲景是中醫學的泰斗，吳鞠通乃溫病學的巨匠。“兩相羽翼”。吳鞠通發奮讀書，精究醫術，終成溫病大家，是溫病學派的最高成就。

張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聰穎，因祖上以軍功起家世襲紹興衛指揮使，“食祿千戶”，家境富裕。從小喜愛讀書，廣泛接觸諸子百家和經典著作。13歲時，隨父到北京，從師京畿名醫金英學習。

金英（字：夢石）是當時京薊地區頗有影響的名醫，其開設的醫館就在離鶴年堂不到一里路的米市胡同，醫館所有開出的藥方都是指定在鶴年堂抓配，因為鶴年堂以“青芝赤箭”“靈蘭秘藏”著稱，藥材品種不僅多而全，而且炮制精良，為京薊各大醫館首選配藥之地。金老先生還經常帶領張景岳等學徒到鶴年堂識藥、記藥。因此，張景岳跟隨金老先生學了幾年醫，就在鶴年堂學了幾年藥。

但是，張景岳不滿足于僅僅當一名醫生，他“崇尚豪俠”，愛好軍事，“談兵說劍，壯士遜其顏色”。就在自己嘆息壯志難酬的時候，朝廷開始征兵了，準備赴朝鮮抗日，于是他立刻棄筆從戎，報名參軍，做了一個幕僚（相當于現在的參謀吧）。此時的張景岳，那是豪情萬丈，他知道，迎接他的，將是真正的金戈鐵馬、血流成河的戰爭生涯！

戰事很快就結束了，張景岳退伍又回到夢石醫館，繼續研習醫學，并和鶴年堂時任掌門人、曹蒲颯長孫曹佑賢成為莫逆之交，常以兄弟互稱。

在大明王朝遭受的第15次瘟疫、京師又陷糧荒、“瘴癘猖獗、餓蜉遍地”之時，鶴年堂這次不是像往常瘟疫年一樣只在門口放一口大缸，而是在大門兩側，一邊放置灌滿避瘟金湯的大缸，另一邊放置了一口更大的缸，里面裝的是熱氣騰騰的米粥，供災民們食用。張景岳看到鶴年堂每天擠滿了去飲避瘟金湯、去喝熱米粥的災民，深為感觸，不僅在書里大贊鶴年堂“世人趨鶩鶴年堂”，而且也在鶴年堂的感召下，和曹佑賢聯手，利用自己的醫術為災民們診治，盡可能減輕災民們的病痛之苦。

1644年攝政王“剃發易服”震懾漢臣民

據記載，北京最早的刑場可以追溯到元朝，那時，北京（時稱大都）的刑場在柴市口（今東城區交道口），到了明朝原設在柴市口的刑場搬到了西四牌樓（今西四），清朝取代明朝后，又將殺伐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

1644年，清軍入關。剛被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帝）封為叔父攝政王的愛新覺羅·多爾袞就在北京相繼頒布了旨在鞏固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滅絕漢文化，摧毀漢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的《剃發令》《易服令》，稱“自今布告之后，京師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發。若規避惜發，巧辭予辯，嚴懲不貸。”滿洲貴族叫囂：“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在發布剃發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易服令”，“官民既已剃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強迫各族人民改滿服。

剃發易服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漢人的強烈反對與抵抗，這遭致清廷的嚴厲處罰和血腥鎮壓。為震懾漢人，清廷把原在西市的刑場挪到了漢人集聚、更為繁華的菜市口，而在菜市口刑場第一批被行刑的人就是抗拒《剃發令》的漢族人。

每次斬人，鶴年堂都在頭一天得到通知：搭席棚，備酒食，勿外傳，日后付款。第二天，藥店要停業，監斬官、劊子手先齊集鶴年堂，酒足飯飽后開斬。

老北京流傳一句歇后語：“鶴年堂討刀傷藥——死到臨頭。”這話有二層含義：一是刑場就在鶴年堂藥店門前，二是鶴年堂曾自制“鶴頂血”——實際上是一種麻醉藥。服下此藥，周身麻木，疼痛不覺。行刑前，犯人家屬給獄卒使錢，獄卒將“鶴頂血”交犯人服下，麻醉后受刑，也可少些痛苦，使家人得以安慰。

1659年（清·順治十六年） 清朝孝莊皇太后懿旨：著西鶴年堂配制白鳳丹、女金丹、甘露飲、四寶藥酒等，專供御用。

嚴嵩與鶴年堂結下題匾之緣后，與鶴年堂主人曹蒲颯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由于對鶴年堂的極度信任，30多年來，嚴嵩本人及其家人的用藥一直都有鶴年堂配制。

嚴嵩花甲之年，滿頭白發，老態龍鐘。鶴年堂幼主曹永利前去拜訪，嚴嵩問他有沒有返老還童的驗方，曹永利用十天時間深研祖傳秘方，專門配置了叫“鶴年長生不老酒”的藥酒秘方，并佐之以鶴年堂的法制黑豆，嚴嵩服用數月，頭發變黑，面色紅潤。一日，嚴嵩義子，通政使趙文華拜見嚴嵩，看到他獨酌小飲，便問到“義父為何獨酌”，嚴嵩道：“年老了，發白了，現在鶴年堂曹老板為我配制藥酒，我飲了數月，效果甚好，所以每天都獨酌”。文華很詫異，便向嚴嵩要方謄抄一份。趙文華第二天便把方子密奏嘉靖皇帝，說此藥具有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效果。嘉靖皇帝看過趙文華呈上的密方，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有如此好的秘方，怒的是嚴嵩有此秘方，未嘗呈錄，于是傳旨太醫院到鶴年堂照方配酒，并將此方改名為“長生翁頭春藥酒”列為宮廷密方，嚴令不得外傳。自此，宮廷的秘方多有鶴年堂提供，直到清朝孝莊及后宮服用的白鳳丸、八寶丹、女金丹等婦科名藥，慈禧太后常用的養生保健酒如“桔紅酒”“佛手酒”“玫瑰酒”“茵陳酒”等，均指定由鶴年堂專門配制。

1755年（清·乾隆二十三年）《西鶴年堂丸散目錄》刊印發行 

民間自古流傳“今冬進補，明年打虎”、“三九補一冬，來年無病痛”的說法。在上海、江浙一帶，有冬令進補的傳統。冬令進補是指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這4個節氣間，一般要經歷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中醫養生最為推崇的是膏方進補，而鶴年堂膏方以其“工藝獨特、用料精良、四時皆宜”而獨領風騷260年！

公元1755年，剛任鶴年堂堂主的王圣一，在一入秋，主辦了首屆“鶴年膏方節”。由此 ，膏方節不僅成為養元社的一項重要養生活動，也開啟了中國“膏方節”的歷史。王圣一編撰、薈萃了鶴年堂記載一百二十余種膏方制備方法的《西鶴年堂丸散目錄》也在膏方節上正式面世。

王圣一（1700—1783），廣東順德人（一說廣州王圣堂人），清朝御醫世家出身，著名中醫藥養生學家。傳其先祖為《三字經》的作者、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經史學者、位至吏部尚書的王應麟。

王圣一曾祖父因醫術高明，經兩廣總督熊文燦舉薦到宮廷太醫院擔任御醫。到王圣一這一代，王家已是八代行醫，王圣一深得曾祖父及祖父的真傳。王圣一接手鶴年堂之后一百多年，王圣一家族三代，又先后為乾隆、嘉慶、道光、慈禧等皇帝、太后供奉中醫藥養生食療配方和膏方服務。王圣一在為宮廷配制養生膏方的過程中，不斷汲取歷代膏方的文化內涵和制作技藝，尤其是從僅限于冬令進補，獨創了“四時養生膏方”的理論和制作技藝，即：順應四時，重在調元氣、養太和，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王圣一根據上述理論總結并編撰的《鶴年堂丸散膏丹配本目錄》，一經面世，就廣為流傳，被視為膏方珍籍。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重臣、備受乾隆恩寵的“南書房行走”、刑部侍郎錢維城得了一場重病，病后身體虛弱，不能上朝，頗為倚重他的乾隆皇帝甚為著急，多次派御醫為錢維城醫治調理，可效果均不明顯，與錢侍郎交往甚多的王圣一聽說后，主動來到錢維城府邸探望。王圣一診斷后認為，病人的體質比較虛弱，一方面是原有疾病造成的人體某部分虛損，另一方面是由于藥物作用致使氣血兩虛、津液虧損。針對這種情況，王圣一選用人參、茯苓、熟地黃、當歸、黃芪、石斛、麥冬、百合等具有補氣、養血、生津作用的中藥飲片制成膏方對錢侍郎進行調補。錢侍郎服用不到十天就可以上朝了。

錢維城在為《西鶴年堂丸散膏丹配本目錄》序中贊道：“王君圣一善醫，其制藥精，膏方尤最，服者多愈，求之日益眾。”

紀昀（1724—1805）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云，觀弈道人。清直隸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市滄縣崔爾莊）人。1772年紀曉嵐受命為《四庫全書》的總纂官。此項工作先后歷時十九年，終于總纂完成了巨著《四庫全書》。然而，紀曉嵐“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粒谷”卻鮮為人知。據《紀文達食性之異》記載：“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十盤，熬茶一壺耳。”說的就是，紀曉嵐日常飲食主食就是豬肉，很少或基本上不吃米面。對一般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豬肉雖好，但不可多食，多食則令人虛肥，大動風痰，易引起胃腸飽脹或腹脹腹瀉，痰濕盛、宿食不化……紀曉嵐卻能“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粒谷”，身體卻益發強壯，秘訣就在于紀曉嵐常年服用鶴年堂為之秘制的“陳仙丸”！

紀曉嵐的北京寓所位于珠市口西大街，距鶴年堂僅咫尺之遙。紀曉嵐知識淵博，素知鶴年堂年代久遠、文化醇厚，因此，下朝后經常到鶴年堂，與王圣一談天說地。紀曉嵐私下里告訴王掌柜，自己因酷愛吃豬肉，也經常出現風痰大動、腹脹腹瀉、宿食不化等不良癥狀，“王掌柜可有良方？”

王圣一根據紀曉嵐的癥狀，以法制陳皮和焦三仙等為主要原料，巧妙配伍，精心炮制，為紀曉嵐特制一味可消痰順氣、消積化滯、健脾開胃的“特供藥”。此方健脾胃、促消化，滋陰血而促生津液，補氣以固攝津液；再輔以蜂蜜生津潤燥。

王紀曉嵐服用后，不僅風痰大動、腹脹腹瀉、宿食不化等不良癥狀漸漸全消，而且感覺身體更加強壯，高興地把王掌柜配制的“特效藥”稱為“陳仙丸”。 “陳仙丸”者，成仙也！（紀曉嵐語）。

1840年明禁煙大義 ，鶴年堂寧參茸飲片出口貿易受損

自康熙收復臺灣、開放“海禁”之時起，鶴年堂的飲片就以極高的品質出口馬來西亞等國，并享譽東南亞。

據記載，當時鶴年堂的中藥飲片因品種全、炮制精在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極負盛譽，尤其是鶴年堂的參茸制品在中藥材的出口中占有重要份額。著名的出口商-廣州十三行的“中和行”就以專營鶴年堂參茸飲片而聞名于東南亞并獲利甚豐。

中藥講究產地，自古就有藥物“各有相宜地產，氣味功力異常”之說。為了提高藥的質量，鶴年堂特別重視中草藥的選取，并一直遵循著“非上等地道藥材不用”的原則。特別是在驗貨時注意把關，嚴格要求，不僅要檢查藥品的質量，而且對成色、分量也要由專人一一驗收，一絲不茍。

供應商們都知道，鶴年堂進貨近乎苛刻，如沉香以沉入水底為佳，進藥時，都倒在水里，不沉的不選。而人參、鹿茸等珍貴藥材由指定的長白山最大藥材商供貨。為了確保藥物的質量，經過精心挑選的藥材還必須精心的炮制，鶴年堂的藥材制作工藝十分精湛。

一直在中藥界流傳的“半夏不見邊，木通飛上天，陳皮一條線，枳殼賽紐襻”就是形容鶴年堂藥工制作飲片時的刀功的精妙。

京城四大名醫的汪逢春就經常帶領弟子們到鶴年堂識別各類藥材，觀看制藥過程，而且非鶴年堂炮制的飲片不用。

鶴年堂早在明代，就在京師首開采制長白山人參、鹿茸、不老草（關東三寶）之先河，尤其是在中醫養生、藥用實踐中創造性地以關東三寶為主要原料，深得皇親貴戚、醫藥專家和養生人士的推崇，使當時的京師達到“今所用者皆為遼參（即長白山人參）”的水平,直到民國期間，海內外、尤其是東南亞的養生人士仍以購買和食用鶴年堂秘制的關東三寶（長白山人參、鹿茸、不老草）為榮。

1840年林則徐禁煙，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鶴年堂大批運往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中藥飲片被迫滯于廣州，經濟上受到極大損失。但是，王延鶴在執掌鶴年堂的20多年里，親眼看到成千上萬的同胞因為吸食鴉片，身體和精神都深受毒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即使鶴年堂以己之醫術和藥物幫助一些患者擺脫了毒癮，但仍是杯水車薪。所以，他在經濟受到極大損失地情況下，仍然支持禁煙運動。

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潛心探源養生密碼  鶴年甲骨無意驚天下

時間進入十九世紀末期，清王朝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然而，鶴年養元社的“高端養生論壇”的地位卻從未動搖，養元社的養生活動也從未中斷，如養元社的重要成員——國子監祭酒王懿榮。

1899年的秋天，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瘧疾病，用了許多藥，就是不見輕。身為“鶴年養元社”重要成員的他來到鶴年堂診治。鶴年堂老堂主給他開了一副藥，囑其回家服用。藥取回來，家人在伙房用砂鍋細細地煎，王懿榮捏著藥方在屋子里來回踱著步子。走著走著，他的步子停下來。原來，藥方上一味中藥吸引住了他的目光：龍骨？怎么還有一味藥叫龍骨呢？他想去看個究竟，腳剛一邁出門檻，家人端著煎好的湯藥進屋里來了。王懿榮問："藥渣呢？"家人一聽這莫名其妙的問話就隨口答道：倒了。按捺不住好奇的他親自來到位于菜市口的西鶴年堂，王老板聽說王懿榮專門是來找龍骨，連忙吩咐柜上和庫里把所有的龍骨都拿上來，王懿榮高興極了。

入夜，他在燈下仔細琢磨這些龍骨，發現上面有許多刻畫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龍骨對到一起，竟然拼成了兩三塊龜版！他小心地擦去龜版上的泥土，刻畫的道道更加清晰了。左右端詳，苦思冥索，他一會兒在屋子里來回踱著步子。一會兒又伏案查閱資料。莫非，莫非這是上古之人留下來的文字？ 

王懿榮從迷茫中理出了頭緒，這龜版獸骨肯定是三代遺物。他不顧連日的疲勞，拿起放大鏡又一頭埋進研究之中。突然，他從字里行間看出來一點眉目：雨，這不就是"雨"字嗎？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緊跟著，他又辨認出了"日、月、山、水"等字。天亮了，他高興地沖出屋門，高聲喊道：出來呀，大家快出來！我從骨頭片子上找到字啦！他一邊喊，一邊順手接過家人端過來的洗臉水，用手巾在地上大大地寫下了一個他從骨頭片子上讀出的"雨"字，興奮地問：你們說，這是什么字？大家正被他搞得一頭霧水時，他又把臉盆里的水嘩嘩地朝天上撩出去……，原來這是一個"雨"字呀！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連幾天，王懿榮遍翻各種史料典籍，終于從《周禮·春官》《史記·龜策列傳》中弄明白了上古之人是怎樣占卜的。毫無疑問，這就是先祖們占卜用的龜版！此后，他又從骨頭片子上找到了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對照《史記》，得到了初步的印證。到此時，王懿榮的疑惑徹底解開了。王懿榮認定，這一定是早在篆籀之前的上古文字。他吩咐家人到北京各個大藥房，專揀帶字的龍骨買下。很快，王懿榮分辨出來哪些是龜版，哪些是牛的肩胛骨……同時，他從骨頭片子上又認識了更多的字，讀出了上古社會的許多湮沒已久的秘密，成為世界發現甲骨文第一人，鶴年堂也成為見證甲骨文重見天日之寶地。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義結鶴年堂王保新贈藥重情意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在為變法奔走呼號的日子里和鶴年堂結下了短暫而深厚的淵源。

譚嗣同奉召赴京主持變法。到了湖北，譚嗣同哮喘病發作，耽延了時日，不能準時抵達北京。還未等他恢復健康，光緒皇帝又發電催他“迅速來京，毋稍遲延”。8月21日，譚嗣同抱病來到北京，住在距鶴年堂附近的瀏陽會館。 

譚嗣同經人介紹來到鶴年堂問診。時鶴年堂已由世代行醫的王保新接手，王保新為譚嗣同配了兩副藥，譚嗣同服用后，第二天就不喘了，譚嗣同甚為感激，由此和王保新成了莫逆至交。

9月18日，夜色漆黑，天上飄灑著綿綿秋雨，刮著凄涼的冷風。譚嗣同急匆匆地向袁世凱在北京的駐地法華寺走去。他肩負著變法成敗和光緒皇帝、維新派命運的重任，去說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將發動的政變中保護皇上，保護變法。當譚嗣同把光緒皇帝的密詔和康有為等商議的對策，統統告訴了袁世凱后，奸詐狡猾的袁世凱卻出賣了他們，秘密報告了慈禧……     

9月24日，譚嗣同在“莽蒼蒼齋”被捕。在獄中，他大義凜然，神情自若，視死如歸。在獄壁上寫了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日，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橫眉冷對。悲痛難已的王保新從店里取出“鶴頂血”，捧到譚嗣同等六人面前，請他們服下以減輕行刑時的痛苦，六君子均予以拒絕。只聽譚嗣同高聲朗誦：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為辭世的前一年（1926年），他在弟子梁啟超、張篁溪及他的次女康同璧的陪同下尋訪“戊戌變法”故地，走到鶴年堂門前，康有為放聲痛哭，哭畢，道：“找到鶴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難地！”他想起了譚嗣同，想起了自己的半生顛沛，康有為仰天長嘆：“復生不復生矣，有為豈有為哉。”

劉一峰一直認為，順應時代要求，改良中醫中藥，是弘揚中華中醫藥的根本。

所以，無論是當會計處長，還是開藥店，劉一峰始終沒有忘記改良中藥。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傳統的“抓方”做成水丸劑。

國藥行的抓藥講究“單包一口印”，每張藥方不管多少味藥，都要味味單包，并附上藥的圖形及藥名、藥性說明的精美標簽。然后把小包碼放在印有店堂名，店堂經營范圍的大方紙上，成為官印的“鐘形”包好，但不便于湯藥的熬煮、且吸收率較低，這些問題，使劉一峰下決心要改良。

水丸是以飲片細粉以水或水性液體（黃酒、醋、稀藥汁、糖液）為賦形劑而制成的丸劑。其特點是：①丸粒較小，表面光滑，便于吞服，不易吸潮。②可根據藥物性質分層泛丸，將易揮發、刺激性等藥物泛入內層，可掩蓋藥物的不良氣味，提高揮發性成分的穩定性；或將緩釋、速釋藥物分別泛入丸劑內、外層，可制成長效制劑。③較易溶散，吸收、顯效較快。但操作工序復雜；成品中藥物的均勻性及溶散時間較難控制。

上千年的“抓方”，怎么能一夜間被水藥丸所代替呢？這不僅是同行界的疑問，也是劉一峰那從事多年中藥事業的父兄的疑問。但劉一峰義無反顧。

劉一峰聘請了日本人伊藤為藥物提煉技師。從安國縣購進大量精選上乘草藥。由日本進口制藥設備。很快就制出胃系列、肝系列、肺系列等濃縮如豆狀中藥丸，引起中醫藥界的轟動。中藥又一具有開創性的劑型——水丸就在鶴年堂誕生了。中藥水丸這一劑型，由于服用方便，很適宜今天人們的服用習慣，所以，在當今的中藥成藥的生產中，是一款應用最廣泛的劑型。這一成就，也奠定了劉一峰“中藥改良大師”地位。

1927年（民國十六年）劉一峰接手鶴年堂

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出身御醫世家、在京城商界已是風生水起的劉一峰接手已經營了522年的鶴年堂。

劉一峰祖籍浙江鄞縣，其祖父劉永泉親受祖傳醫術，精通藥物。清道光年間坐堂于京城久負盛名的育寧堂藥鋪，并協助經營業務，同時為藥材會館的主持人。劉永泉醫道在京師聲譽很高，并被薦舉為清室太醫院為御醫，同仁堂藥鋪東家樂印川聞知劉永泉為人品端藝精，往來間彼此都很傾慕，桑梓之誼愈深，印川就愈想邀請永泉來同仁堂襄理業務。劉永泉不愿負看育寧堂的情面，婉謝了樂印川的一番盛情。把兒子劉輔庭介紹給同仁堂，輔庭多才博學。樂家非常賞識，事事器重。劉輔庭在同仁堂的經營非常得心應手，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幫樂家還清了一切債務，贖回祖業，使同仁堂在京城藥行中不用外股獨占鰲頭。為此特為他設劉二爺菜。

劉一峰出生醫藥世家，自幼習醫，精通醫理藥學，且通曉法語、財務，還學得一身好武功。先后擔任過京漢鐵路局站長、科長和會計處長。但是，他的最大心愿還是做中醫藥的傳承人和弘揚人。

劉一峰先后開辦過伊尹大藥房、同昌參茸莊和同濟堂大藥房。尤其是他和哥哥劉翰臣共同開設同昌參茸莊，所需人參全部從長白山進貨，鹿茸從東北長白山買回活鹿，在北京陶然亭開辦養鹿場。一開業就營業額猛增，不上兩年參茸競遠銷東南亞。打開了北京參茸出口的途徑，并獲得了巴拿馬賽會的獎章。

同昌參茸莊、同濟堂為劉一峰的事業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后盾，也激發了他擴展事業的決心。經濟實力雄厚的他有足夠的精力和財力完成他“做中醫藥傳承人和弘揚人”的夙愿，于是他把眼光瞄到了著名的醫藥老字號——鶴年堂的身上。

劉一峰知道，鶴年堂是京城最老的老字號，素以“飲片精良、用藥精湛、樂善好施”聞名于醫藥界，且以弘揚中醫藥養生為己任，只有站在這樣的老字號的肩膀上，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不惜花費巨大的財力和經歷，終于把這家老店記在了自己的名下。

1928年（民國十七年）四寶酒再問世

劉一峰的鶴年堂開業伊始，他就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勵精圖治， 根除堂內的陳規，立新的章程；二是續寫鶴年堂經年久遠的湯劑飲片歷史，在藥材的選用上一定要精，地道；加工一定要細，講究，把好關。三是重點鉆研原鶴年堂“四寶酒”宮廷供方，使其重新面世。

在開張儀式上，劉一峰對于前來賀喜的親朋好友拱手相謝，春風得意：“請列位放心。鶴年堂過去的湯劑飲片，絕不會從我劉家丟落；列位也看到了，飲片的刀工，比當年曹氏掌柜時還講究。”說著劉一峰拿出郁金、杭芍等極薄的切片，舉著讓大家看。甚為美觀，眾人嘖嘖稱道。接著劉一峰又說：“在藥酒中，我想除了保留原店的老方虎骨酒外，再增加我從先嚴手中轉來的桔紅藥酒，佛手藥酒，玫瑰藥酒和茵陳藥酒等新的品種，這些藥酒都是先嚴在宮中，四時為老佛爺慈禧太后健身活血用的御酒。先嚴在世時不準我們用這些方子，現在皇上也沒了，我們就把他的藥酒獻給列位了。”

這時只見伙計提著藥酒十瓶一份，劉一峰拿過酒，一人一份送給大家說：“喝著好，請諸位替我做個廣告。”

送走了眾賓朋，鶴年堂開業減半價三天。生意相當興隆，自此菜市口的西鶴年堂走上新的發展時期。

“鶴年茵陳酒”是劉一峰的祖父、御醫劉永泉在世傳茵陳酒組方的基礎上，結合慈禧太后的養生實際情況，專門為慈禧配制的一款專用養生酒。接旨后，劉永泉就帶領太醫院“切造醫生”(負責藥物的炮、炙調制)到天壇、陶然亭的朝陽處采茵陳，晾曬一二天，將其洗凈，放入酒壇，倒入高度的白酒，要全部浸沒茵陳，密封7層才可以。放置半年制成酒母。將酒母與白酒按1：3的比例混合，放入銅鍋中，泡時加入白術、法半夏、冰糖等，先放在銅罐內一段時間，再封入瓦缸中6個月，出缸則顏色碧綠。慈禧飲用后，十分喜歡，效果也非常明顯，懿旨太醫院列為宮廷秘方，不得外傳。

以“鶴年茵陳酒”為主的“鶴年四寶酒”一問世就以高貴、醇雅的品質深受世人喜愛，許多駐京外國使館官員們爭相求購《鶴年四寶酒》。

1929年（民國十八年）馮玉祥父女力挺鶴年堂

鴉片戰爭前，中國醫界一直是中醫一枝獨秀。列強入侵后，西學東漸，西醫學也在中國落地生根，兩種異質醫學體系并存，沖突在所難免。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醫論爭中，醫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醫持輕視甚至反對態度，主張用西醫取代中醫，認為中醫已落后于時代，是封建迷信的騙人把戲。尤其是廢止中醫思潮成為政府千方百計排斥、摧殘中醫的思想基礎。從道光皇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蔣介石，制造各種障礙阻止中醫的發展，甚至企圖用行政手段消滅中醫。為了挽救中華民族這份寶貴的醫藥文化遺產，中醫界進行了長期的頑強抗爭，僅直接與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請愿抗爭就有十多次，地區性的抗爭更是難以計數，古老的中醫經歷了歷史上最艱難的歲月。 

　　對中醫歧視、摧殘最酷的莫過于國民黨政府。 

　　1929年2月，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西醫余云岫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中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另擬“請明令廢止舊醫學校案”呈教育部，并規定了6項消滅中醫的具體辦法：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一年。 

　　2、限五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后，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志，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廢止中醫案”。曾留學日本學習西醫的余云岫，是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擊貶低中醫學，把中醫等同于巫術，甚至直指“中醫是殺人的禍首”，必欲廢止清除而后快。他對中醫的處置辦法是“廢醫存藥”，中醫廢止，而中藥作為醫學研究資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廢止中醫案”的四點理由是：(1)中醫理論皆屬荒唐怪誕；(2)中醫脈法出于緯候之學，自欺欺人；(3)中醫無能預防疫疬；(4)中醫病原學說阻遏科學化。他多次解釋該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內逐漸消滅中醫，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準辦學，使后繼無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譏評為“西醫奴隸”，成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們熱血沸騰，中醫界空前大團結、大覺醒，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上海名中醫張贊臣主辦的《醫界春秋》，出版號外“中醫藥界奮斗號”，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陰謀。3月2日，余云岫主編的《社會醫報》竟然公然刊出了還沒有宣布實行的“廢止中醫案”。這無異于火上澆油，雙方劍拔弩張，直面對峙起來。幾天內，數不清的各地中醫藥團體的質問函電飛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來定這天為“國醫節”)，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口號“反對廢除中醫”、“中國醫藥萬歲”。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成赴京請愿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

1934年，汪精衛在全國醫師公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反中醫的長篇演說，指責中醫不科學，如果誰有中西醫并存的觀念，便會使醫學“陷入非科學的歧途”。上海市國醫公會強烈抗議汪氏的言論，分別致電國民黨四中全會、國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國醫國藥的地位、中西醫平等對待并盡快公布《中醫條例》；北平國藥業公會主任委員、西鶴年堂老板劉一峰聯合同仁堂等北平醫藥界人士還專門找到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的馮玉祥，遞交了《全國中醫藥請愿團》的請愿書，得到了馮玉祥的全力支持。

1935年11月召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以馮玉祥為首的國內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應對中西醫一視同仁，盡快公布《中醫條例》；國家醫藥衛生機關增設中醫；允許設立中醫學校。終于，幾經磨難的《中醫條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頒布，標志著中醫在醫藥衛生系統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70年后的2005年，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理達教授又和鶴年堂結下了不解之緣。馮理達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海軍總醫院副院長，兼任全國中醫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癌癥研究基金會顧問、全軍中醫學會副會長等職。她是國內外著名養生學、免疫學專家，主編學術專著8部260萬字，3次獲軍隊科技進步獎。

馮教授了解到鶴年堂在弘揚中華中醫藥養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并被政府授予“京城養生老字號、歷史悠久第一家”的榮譽以后，不顧80歲的高齡，多次到鶴年堂考察、了解，參與并指導鶴年堂中醫藥養生文化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親自遴選專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組織了《中華養生老字號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研討會》，為鶴年堂挖掘和弘揚中醫藥文化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為鶴年堂中醫藥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劉一峰不失節氣辦藥所

民國十四年（1924年）官商合辦北京電車公司，商股方面深知劉一峰在京漢鐵路局任會計處長，在新成立的電車公司聘商股代理人時，眾商代表覺得非劉一峰莫屬，并兼會計處長。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前門起至西直門止，北京第一條有軌電車舉行通車典禮，第二天正式通車，往返共十輛車。

民國十六年，直系軍閥吳佩孚為了籌集軍款，趾高氣揚向各界征派，同時向京漢鐵路局勒索幾十萬元巨額款子，一向秉性直爽，處事待人從不阿諛奉承的劉一峰見此情景，拒不從命，當即拍案而起，氣憤地說：“我是為國家鐵路服務的，不是為哪個軍隊的軍餉服務的。”

吳佩孚得知這一消息后，知道劉一峰不是弱者，他在從中作梗掣肘，當即命令逮捕他。劉一峰聽到信后，經朋友勸說,收拾行裝攜眷匆匆逃往天津。避難直到一年后北伐成功。當時京漢鐵路局南遷漢口，北平成立“平漢鐵路局北平辦事處”，任命他為該辦事處處長，他沒接任。從此劉一峰便與平漢鐵路斷了一切關系。而專心一意地發展自己的中藥業。

“七、七“事變后的敵偽時期，劉一峰表現了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民族氣節。當時的北京偽市長余晉和，劉玉書先后幾次商請他出頭擔任商會會長，都被劉一峰以疾病纏身為由辭絕了。可巧，這時他的大兒子劉瑗從越南的西貢來信說：”我回國要到重慶內地。”這封信為日偽政權造了口實，日本人認為劉瑗有抗日之嫌，派兵把劉家大院團團包圍了起來。鹽業銀行出保，鑒于劉一峰的社會影響。日本人又無把柄，只好罷手撤兵。這件事加深了劉一峰對日本人的認識，激發了他絕不與日本人共事的決心。

此后，在同仁堂及同業的大力支持下民國二十八年在天安門里的東西朝房，舉辦第一期“藥學講習所”學員班，凡在京的藥鋪，必須抽一名伙計上學。聘名醫汪逢春、趙樹屏主持教務兼講課。另聘楊淑澄、翟文樓、安干清等名醫任教。課堂上這些先生都以自己的醫療實踐為主講，分析病與藥的關系，藥理、制藥。劉一峰講買賣人的品德：“藥行不僅僅是為了掙錢，重要的是治病救人之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也是為來世積德。“通過這種專業的學習，學員提高了素養，不管是在作坊里炮制中藥，或在前面柜臺里拉抽屜抓藥方，都比以前好了。以后，在劉一峰的大力呼吁和奔走協調下，在1939年和1942年又開辦了兩期的藥學講習所，當時參加學習的一些優秀學員，如郭世奎、劉少章、李茂如等后來都成了京城著名的中醫，為整個醫藥行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劉一峰辦藥廠，為北平解放做貢獻

為了更好地生產和改良中藥，劉一峰與協和醫院的教授，銀行經理（金城、鹽業銀行）合辦了福民藥廠，廠址在朝陽南小街，劉一峰被推舉董事長，聘著名教授薩本鐵擔任技術顧問。同時劉一峰又在陶然亭的窯臺建了鹿場及暖棚。輔仁大學化學系植物教授、奧地利人郝岑久聞鶴年堂之名，參觀了中藥加工、暖房后倍加贊揚。劉一峰向郝岑介紹鹿茸的割制，人參的真偽。郝岑說：“鶴年堂藥鋪一向以選料地道，尊方炮制聞名，故早就有‘欲識真藥耳，鶴年堂地道為先’ 的口頭闡，果不虛傳”。“這個廠的生產工序是比較科學的，衛生方面也比較好，比我過去想像的中藥生產要好得多，給我留下了較為良好的印象。”“你們這個企業，開設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前二百余年，那時就有這樣的成就說明中國的醫藥事業不是落后而是先進的。如果再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和改革，那么將來會在世界上做出更大的貢獻。”他同時對當時的掌門人劉一峰能用流利的法語談話，留下很深的印象。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委任能斌為北平市長，起初劉一峰心潮沸騰，心想商界一定能夠中興了。可現實教育了劉一峰，國民黨重新啟用漢奸門致中、“中美警憲聯絡室”的美國兵在東單強奸北大先修班女學生沈崇事件。物價飛漲，大米每斤出法幣一千元上漲三千五百元。二百五十家零售商店和五十多家批發商店倒閉。北平市特別市黨部知道劉一峰的聲望和社會地位，提名他競選市參議員，他拒絕了。此時電車公司城內重新推選他擔任了董事會常務董事。

就在解放前夕，劉一峰的侄女婿沈大正受北平城工部的指示，由張文松共同作劉一峰的工作，解決電車公司職工的工資問題，保住電車公司及北平的公共交通系統。劉一峰平日能從兒子劉璞，侄女劉琴的手里看到共產黨的小冊子，對共產黨有了深切的認識。當劉一峰在中山公園與張文松接觸后，就非常高興的接受了此項任務。為和平解放北平，保住城內交通做出了貢獻。

還在北京大學時，沈大正與范長江、張文松就是同學。哥哥沈亞洲與一九三八年即參加共產黨奔赴延安，都影響著他。使沈大正走上了革命道路。此時，他只以金城金店，電車公司職員的身份，做為黨的外圍積極分子。

民國三十七年初冬，人民解放軍東北、華北野戰軍聯合成鉗勢，發起平津戰役。北平城內顯得緊張而恐慌。反動軍警、特務大肆逮捕愛國人士和地下黨人。工人、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護廠、護校運動。為了弄清西苑機場的地理形勢，城工部要沈大正配合軍事配備詳圖。沈大正請劉一峰幫助從林則徐孫子林增同（化名李良）所在的美國新聞處，弄了一輛吉普車，李良開車沈大正前往機場，經過詳細觀察沈大正畫了一張草圖，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占領西苑打下了基礎。不久，人民解放軍既攻下了昌平、沙河、通縣、石景山、豐臺、西苑、南苑等地。把北平鐵通似的箍了起來。轉過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北平成立以葉劍英為主任兼任市長，徐冰副市長的軍管會。十五日天津解放，北平完全陷于絕境。

和談成功，人民解放軍列隊進城。劉一峰代表商界，歡迎解放軍。“熱烈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橫幅，高懸前門大街和鶴年堂大門上。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等領導人在西苑機場，舉行了盛大閱兵隊，劉一峰積極的參加了新政權的各項運動。

設立鶴年堂分號

此后，1929年劉一峰又在東安市場開了鶴年堂分號，鶴年堂東安分店開業，占據了京城繁華一隅，買賣很是興旺。

1935年，劉一峰在西單商場的鶴年堂第二分號開業了。1936年又在陜西西安鼓樓大街東街，開了鶴年堂西安分號，開創了鶴年堂從北平走向國內各地的新局面，當時，劉一峰委派他的四弟劉子衡為全權代理。正當劉一峰一步一步地復興著鶴年堂“五鶴朝天”之夢的時候，“七七”盧溝橋事變，使他的“五鶴朝天”夢和實業救國的計劃都戛然而止。戰爭也使西安分店與老店斷了聯系，直到抗戰勝利才又恢復。

劉一峰還積極關心公共事業，多次為中山公園、北海公園出資，成為兩園董事會的常務董事。為一些粥廠捐資，冬賑捐資為窮人做棉衣。為建北京助產學校和普勵小學捐款。鑒于他社會上的影響，被國藥業公會推舉為公會的主任委員。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 由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倡議并創辦“藥學講習所”開課，北平所有藥鋪均選員參加，由汪逢春、趙樹屏等京城名醫親自授課。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 北京市市長余晉和商請劉一峰擔任商會會長，被力拒。鶴年堂以其載入《北京市志稿》：“其藥鋪大者，若西鶴年堂于明......其馳名者，若西鶴年堂之遵古秘制飲片.....均能遠行，來京人士或攜出為贈品，故銷售廣”。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北平輔仁大學教授、奧地利人HOLGEN慕名到鶴年堂參觀，并給予高度評價。學教授、奧

1949年5月 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當選為北京市工商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49年10月1日 酬夙愿  領袖接見成大業

最令鶴年堂劉一峰激動地還是受到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1949年9月21日，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召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僑胞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并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劉一峰被光榮地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的委員。會議期間，在中南海勤政殿非常幸運地被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同志介紹給毛主席。站在這位偉岸的巨人面前，雖值“耳順”之年的劉一峰縱然經過那么多滄桑變故，內心仍興奮難平。

       毛澤東同志春風滿面，和藹地笑著，一雙大手伸向了劉一峰，劉一峰也忙把手伸過去，緊緊地握在一起，一股熱流直暖他的心扉。看著眼前這位身板硬朗，面色光潤，方臉膛，圓眼睛的劉一峰，毛主席風趣地說：“看你這么年輕就知道您是干藥行的。”

       劉一峰被毛主席的話說愣了，心想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怎么會知道我是干藥行的，忙說：“我可不敢年輕了，都六十五歲啦！”

“還長我九歲哩”毛主席敏捷地笑道，還緊握著劉一峰的手搖了一搖，才走過去，和其他代表握手。那么多的代表，都等著毛主席的接見，他眼里含著淚花望著毛澤東主席那高大的身影，慢慢地回到自己的代表席去。毛主席的接見，使鶴年堂的掌柜劉一峰成了京城的新聞人物，更使劉一峰堅定了全身心地發展中醫藥的決心。

       1949年10月1日前，劉一峰收到了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發的參加開國大典觀禮的邀請函，劉一峰知道，當時全國收到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發的開國大典觀禮邀請函的人數僅200人，這是多大的殊榮啊！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平（正式改為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上，劉一峰看到，剛剛就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朱德兩位偉人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林伯渠宣布開始后，在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樂曲聲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就位。人民領袖毛澤東莊嚴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毛澤東親手按動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與此同時， 54門禮炮齊鳴28響。升旗之后，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緊接著舉行了規模浩大的閱兵式和群眾游行。慶祝活動到當天晚上9點多鐘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劉一峰對同仁們說：“我苦苦地經營五十多年藥業，想干什么，資金不夠還是干不了；在關鍵時刻，受洋人、封建官僚的治，一點辦法也沒有，共產黨來了，我才算真正的挺起腰板過日子。”

       劉一峰已把老之將至忘到了九霄云外了。積極地開展向同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激發商界的愛國熱情。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并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由于他的工作，同仁堂樂松生，從天津回到北京，打消疑慮，成為同仁堂的經理。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劉一峰、樂松生雙成為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劉一峰兼任國藥業同共公會的主任委員。在國藥業里，他遵照毛主席中西結合，發展中藥事業的教導，辦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

       首先，他下力組織國藥業委員會，重振北京中醫藥。他向北京市衛生局申請協助，整理本市各藥店丸、散、膏丹的配本，聘著名醫師為顧問，僅在一年的時間時，就整理出一本“北京市國藥暫行統一配本”專輯。這本書從學術上及實際應用上都富有價值。

       其次，他建議國藥公會選派代表，組成聯合采購組，直接向國營藥材公司進貨，分給各藥鋪加工，減少中間環節，降低成本。為此使當時的中藥店得到發展。同時為以后的公私合營打下了初步基礎。

       此時的劉一峰愈發老當益壯。全身心投入到工商聯的工作，家人勸他注意身體，他說：“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現在我才有了從心所欲之年。過去一直沒從心，解放了，當家做主了，才從了心，再不多辦點事，就沒時間了。”

       抗美援朝期間，劉一峰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投入“愛國增產，捐獻武器，優撫軍屬”的運動中。公私合營時，他帶頭申請，因此，鶴年堂和同仁堂被政府批準為首都國藥業第一批公私合營企業。劉一峰曾以巨資購買了北京琉璃廠東街北側、鼎鼎有名的豪門大院——許家大院以供家人居住，但為了把已公私合營的鶴年堂發揚光大，他以七億元人民幣（舊幣）把大院出售，所得資金全部投入到企業中，此時的鶴年堂，擁有菜市口總店、生產廠、東安市場分號、西單分號、陶然亭鹿苑、藥圃等，成為當時北京最大的中醫藥集團企業之一。

1949年10月 

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并連任三屆。柜劉一峰當選中

1949年10月 

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當選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1949年11月15日 

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當選北京市工商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國藥業同業公會主， 并連任三屆。

1950年 

西鶴年堂掌柜劉一峰召集北京著名中醫，在北京市衛生局的支持下，整理出版《北京市國藥暫行統一配本》專輯。柜劉一峰召集北京著名中醫，在北京市衛京市國藥暫行統一配本》專

1951年

劉一峰退休，鶴年堂交由其子劉侶笙打理。           

1955年

西鶴年堂帶頭申請公私合營，并將自家大院出售，資金投入西鶴年堂改造工程鶴年堂公私合營，公方代表劉德生，私方代表劉侶笙，隸屬于北京市公司前門店。